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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書人的「華山一條路」是做官,而政府官僚機構規模則受到財政、人事的制約,不可能趨向無窮大。尤其在君主專制政體下,如果官僚隊伍及準官員、享有特權的士大夫階層過於龐大,就會對皇權本身產生威脅。所以古代皇帝總是煞費苦心地維持國家財政與官員隊伍、準官員隊伍,以及皇權專制勢力與社會士大夫階層勢力之間的平衡。在這一方面,清朝統治者最為成功──透過對參加科舉考試人數、取中名額、考試次數的精心控制,有效地掌握了附屬於皇權的士大夫數量、規模及其分佈。而且為了防止官僚隊伍中士大夫力量過強,清朝皇帝又允許用銀子「捐納」為官,以這種「異途」官員和滿族貴族官員來抑制士大夫勢力。由於這種控制,清代讀書人若想出仕為官,就不得不努力攀爬一個層層台階都極為陡峭的大金字塔。



讀書做官金字塔



  清代「讀書做官金字塔」的基礎是數以千萬計的讀書人。而早在識字的啟蒙教材裡,就開始灌輸「讀書做官」的儒學傳統,因此理論上,每個識字者都有著出仕為官的心理準備或主觀要求。他們通過縣官主持的每三年兩次的「縣試」、知府主持的「府試」而得以進入金字塔底層為「童生」。全國童生總數估計為兩三百萬人。



  接著,各省學政每三年主持兩次「院試」,童生參加院試如能考取,就成為一名「生員」(俗稱秀才)。生員在理論上不過是縣、府官辦學校的學生,但卻能夠享受很多政治、法律上的特權,諸如可以禮見地方長官而不用下跪、可以不受體罰、免去差役,成績好的「廩生」還可獲得政府發放的「膏火銀」等等。所以考取生員就算是進入了準官員的特權階層──士大夫階層或「紳士」階層。這是金字塔的第一層台階,錄取名額限制極嚴。



千萬當中篩選的佼佼者



  十九世紀時,全中國一千七百四十一所官學,每次錄取兩萬五千零八十九人,錄取率僅為百分之一、二而已。所以能爬上這第一層台階的讀書人,已是相當不容易了。當時全國生員總人數約為四十六萬人,他們可以考「五貢」進入第二層台階(五貢指五種貢生,即恩貢、拔貢、副貢、歲貢、優貢。貢生是京師國子監學生,而以「貢」為名,是指貢獻人才給皇帝)。貢生可以經挑選當官,也可與其他生員一起向第三層台階──「舉人」衝刺。



  考選舉人的考試稱「鄉試」,每三年在各省省會舉行一次,全國總錄取名額不過一千三四百人,錄取率僅百分之一、二。舉人總數約有一萬八千多人,他們可以經過「大挑」考試當官,不過大多是教職。要想當地方長官,就得參加每三年一次的全國性「會試」。會試被錄取的稱為貢士,貢士再經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就成進士。進士是第四層台階,每次只錄取兩三百人,考取率也不過百分之二、三而已。進士總人數約兩千五百人左右,構成士大夫階層的核心。至於這個金字塔的頂尖,則是每次會試、殿試中的佼佼者──十幾名翰林學士。



  與讀書人要爬的這個金字塔相對應的,是官僚機構的金字塔。清代官職編制上有兩萬七千個,其中文官約兩萬個,武官約七千個。讀書人所能填補的並非文官職位的全部,實際上有將近一半的官職是授予「異途」(包括捐納或滿洲貴族)的。所以只有進士才肯定能當官,而舉人、貢生做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(以上數字參考張仲禮《中國紳士》)



退而求其次的選擇



  從幾百萬讀書人中只能出一萬左右的官,可見讀書做官跳龍門之艱難。《儒林外史》中馬二先生勸告匡超人的話具有典型意義:讀書人「總以文章舉業為主,人生世上除了這件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。不要說算命、拆字是下等,就是教館、作幕,都不是個了局。只是有本事進了學,中了舉人、進士,即刻就榮宗耀祖」。



  不過跳不進龍門的,只能走教館或作幕這兩條路。從讀書人所學無非是如何做個好官的道德訓誡而言,作幕更為自然。清代幕學名著《佐治藥言》起首就稱:「士人不得以身出仕,而佐人為治,勢非得已。」大多數幕友都是功名不就才轉而作幕的,雖只能「佐治」而不能「主治」,但畢竟是官府衙門的沾邊者,於心可安,還能自詡為「治國平天下」的一員,不至於像周進那樣無地自容。另一方面,作幕的收入也較穩定,從「治生」的角度來看,仍不失為一條道路。「筆耕」、「舌耕」總比「手耕」要好。《佐治藥言》亦說:「吾輩以圖名未就,轉而治生,惟習幕一途,與讀書為近,故從事者眾焉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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